据考据,“丧文化”才不是什么后现代发明,从上世纪思想解放以后,中国青年的个体焦虑就从未间断。

早在1980年5月,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,题目是《人生的路呵,怎么越走越窄……》。

我今年二十三岁,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,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,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。

文章一经发表,就引起了千百万青年的共鸣,一代人仿佛“精神初恋”般为它哭为它笑为它争辩为它深思。

那时候的中国,宏大叙事刚刚开始退场,个人重新成为了生活的主语,青年人的焦虑马上就回到了历史前台。

如同现在种种“指南”和“图鉴”成了陈词滥调,上世纪80、90年代,市面上也曾经掀起指南类图书热潮。

有焦虑的地方就有缓解焦虑的生意。

1992年,导演赵宝刚,加上编剧王朔、马未都、冯小刚,炮制了一部叫做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的神剧,讲的是《人间指南》刊物的六位编辑帮助广大读者解答人生难题。

每集的主题都是一个能引起关注的社会事件,从家长里短的夫妻矛盾,到民科散布的末日谣言。

一经播放,这部喜剧就成了街头巷尾最先锋的谈资。而里面妙语连珠的金句,也在之后的三十年中被不断重温,实力诠释了如何用“贫嘴”来针砭时弊。

《人间指南》栏目大赏。

比如有读者来电询问,做人体模特受歧视怎么办?

女大学生因单恋已婚老师打算自杀,如何转移她的注意力?

如何向同事解释练气功的功效?

如何普及家暴错误的常识?

除了帮助别人解答难题,编辑们也有着自己的烦恼。神奇的是,这些困扰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毫不过时。

既有困扰白领的日常难题:

也有对性别平等的深深忧虑:

还有先锋的人类命运问题:

90年代年轻人的烦恼何其多,今儿个,我们从中挑出了当代青年同样面临的“三座大山” ——?减肥、找对象、和挣钱,看看那时的“知识分子”有什么高招。

减不下去肥怎么办?

食堂的王师傅是个胖子。

因为胖,所以在工作中受到歧视,大家说他是假公济私,吃了太多公家的东西。深爱下厨的王师傅无奈申请调职,来到编辑部坐办公室。

坐办公室也不习惯,于是王师傅对编辑们讲出了自己的苦恼,让大家帮忙减肥。

为了帮助王师傅减肥,葛大爷扮演的编辑李东宝跑到街头书摊,翻了半天二战集中营的书,总结出了减肥的三大招式 ——

不吃、不喝、重体力劳动。

肉体限制的同时,还设计了精神禁锢大法:

王师傅委屈了一天后,本打算等回家再补充能量,没想到也被义正言辞地劝阻:

于是回到家,王师傅只得硬着头皮忍受更大的挑战:

这天,小李为了对王师傅实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管制,在办公室跟王师傅聊了一夜不让回家。

李东宝曾这样一口气形容自己作为“苦孩子”的艰难人生:

打在胎里,就随时有可能流产,当妈的一口烟就可能畸形。长慢了心脏缺损,?长快了就六指。

好容易扛过十个月生出来了,一不留神,还得让产钳把脑子压扁。

都躲过去了,小儿麻痹、百日咳、猩红热、大脑炎还在前面等着。哭起来呛奶,走起来摔跤;摸水水烫,碰火火燎;是个东西撞上,咱就是个半死。钙多了不长个,钙少了罗圈腿。

总算混到会吃饭能出门了,天上下雹子,地下跑汽车;大街小巷是个暗处就躲着个坏人,你说赶上谁都是个九死一生,不送命也得落个残疾。

赵永刚还说,“我就是那,苦孩子里的头儿头儿,黄连树的根儿根儿,苦瓜藤的尖儿尖儿,药罐子里的渣儿渣儿。”

在当年的主流价值中,丧,连同好吃懒做等等颓废态度,仍是“政治不正确”的堕落品质。

而《编辑部》偏偏爱表现这些。这意味着拒绝虚假的完美,接受人的缺点、脆弱,与那些泄气的时刻。

张国立饰演的小赵,作为90年代“废柴”,跟相亲对象一见面,就因为从不叠被子、从不做饭而一见如故,并美其名曰 —— 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。

城里来打工的小保姆米继红,则是上世纪的“追剧女孩”,最大爱好是在雇主家一个人“静静地看电视,左手拿着瓜子,右手拿着手绢,一会儿哭,一会儿笑,一会儿陷入沉思”,唯独不想干活儿。

小保姆米继红的找工作标准。

因为这些真实但在当时看来并不“伟光正”的心声,1992年《编辑部》的上映,甚至引来了文艺界的口诛笔伐。

有人激愤地批评,这种“毒草”怎么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民的大荧幕上。

直到《编辑部》获得李瑞环的肯定,这场禁播风波才终于烟消云散。

于是今天,当青年们依旧体会着生活不易,正大光明地喊出“偌大一个世界容不下我一个废物”,这些90年代的丧气时刻,也神奇地超越了时空,与“葛优瘫”一起成了观众回味的对象。

而哈哈一笑之后,人们又将回到当下,拥抱这荒诞的生活,耳边回响着来自上世纪的共同呼唤:

“我就是一傻波依(boy),您甭为我费心。”

参考资料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潘晓讨论: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,《报章里的改革史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禁映风波:有人认为是“毒草”,观察者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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